【情系科大】与数学大师关肇直，华罗庚和曾肯成共事的故事

常庚哲教授瀚海数据说 2021-03-15

第 250 期

【编者按】因为编辑李尚志老师纪念常庚哲老师的文章《回忆常庚哲老师》，与常夫人汪惠迪老师结识。我们居然住得很近，于是在今年春节左右共同约好参加了一次校友的聚会。汪老师借给我两本常老师的书，其中一本是自传式文集《与Bézier的对话》。翻了一下，觉得其中有不少有趣的故事，非常值得和我们的校友分享。作为一个特别重视数理的大学，常老师的教科书曾经是我们许多人的宝典。即使没有机会在校园见过他本人，受过他恩泽的人可谓满天下。

作为科大创校教师之一，常老师曾有机会和几位中国的顶级数学大师在科大共事，他将这些经历记录了下来。这样，我们才有幸在此一窥几位大师的人生风范。请看常老师和关肇直、华罗庚和曾肯成的故事。

序

1954年夏天，我高中毕业。高考前的体检，查出我患“色弱”，理工科各系，只有唯一的学科——数学可选。于是我被分配到南开大学数学系。现在想来，我没有其他的特长，只能够鼓捣鼓捣数学。

1958年10月初的一个下午，阳光明媚。南开大学数学系毕业生在芝琴楼召开分配派遣大会，几十个青年学子要在这里决定今后的命运。全场鸦雀无声，大气也不敢出。当总支书念到“常庚哲，分配到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大学”时，我真是喜出望外，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彷佛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。我感谢南开大学数学系的师长，四年来，一直教育我、培养我，还送我到我梦寐以求、有着辉煌前途的名校。当时中国科大刚刚成立，属于中国科学院，学生毕业后从事尖端科学技术研究，系主任都是各个领域的泰斗。

10月14日下午，我从天津坐火车来到北京玉泉路报到，那一天蓝天白云、秋高气爽。玉泉路大院的建筑，青砖灰瓦，没有高楼大厦，最多是二层楼房，安静而明亮。我暗自问：何时能够见到华罗庚教授？

起初，我跟随关肇直教授辅导学生四年，当他的助教。这四年来，我跟关先生学习的很多东西是在南开大学不曾学习过的。我要听关先生的课，要复习消化，要改学生的作业，要辅导学生，感觉力不从心。后来在关先生的指导之下，独立开课“几何与代数”两年。接着在北京郊区两年“四清”，随之而来的是十年浩劫。十二年的宝贵年华，付之东流。

1972年，中国科大招收“工农兵学员”，读计算数学专业，从整数、分数讲起。1974年，这些学员来到贵州省安顺市镇宁县的云马机械厂进行毕业实习，实习的课题是“飞机的机头罩和进气道的曲面外形”，用Coons曲面构造这些外形，设备包括一台国产的电子计算机和日本产的数字绘图机。尽管这一成果是初步的、原始的，但具有划时代的意义。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著名的CAD/CAM专家唐荣锡教授，在他的文章《CAD产业发展的回顾与思考》中对此有生动的描述，盛赞中国科大计算数学专业的学员们开创性的实践。一次很偶然的“开门办学”，说来也很奇怪，促成了我的毕生专业取向。我从云马厂的航空工程师张金钟那里借来美国AD报告，编号为AD-663504，就是后来著名的Coons曲面。1977年，我发表长篇综述《Coons曲面介绍》，刊载于《计算机应用与应用数学》（1~24页），详细地描述了Coons曲面的理论和应用。1979年，我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吴骏恒联合发表长篇综述文章《Bézier曲线、曲面的数学基数及其计算》，在《国外航空》杂志上连载6期。

我在西方专业杂志发表的第一篇论文，就是《Mathematical Foundations of Bézier Technique》（与吴骏恒合作），发表在英国CAD杂志上（1981年，13卷133~136页）。在论文里我们提出了“Bézier基函数”的名词，证明了Bernstein基函数和Bézier基函数的相互关系。过去我写的文章大都是综述性的，没有科研成分。接下来，《Matrix Formulations of Bézier Technique》，也是刊载在CAD杂志上（1982，14卷345~350页），我发现了Bézier基函数的一些性质。后来，Bézier教授与我有着通信联系，但是我们两人不曾见面，深为遗憾。他送我两本书，一本是法文的；另一本是英文的，并不厚，书名叫《The Mathematical Basis of the UNISURF CAD System》，其中提到了我的工作。

S. A. Coons（1912~1979）曾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，P. Bézier（1910~1999）曾任法国雷诺汽车公司工程师，他们都是CAD的创始人和先驱者。

《Computer-Aided Geometric Design》（简称CAGD）杂志是1984年创刊的，我是第一任编委，而且是唯一的中国编委。有人做过统计，在CAGD杂志的文章中，提到Bézier名字的占75%。我将满80岁，细想起来，我的数学生涯，直接或间接与Bézier的名字有关联的，占绝大多数。我在本书中写的15篇文章都是真实的故事，记载了我鼓捣数学的经验，有科研的、教学的、初等数学的，包括数学竞赛的。只是年代久远，很多的时间记不得确切的日子。

北航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）吴骏恒教授会见Bézier总裁，那是1980年的事情。雷诺汽车公司热情接待中国代表团一行，参观两周的时间。后来，南航的丁秋林教授见过Bézier教授三次，其中有一次是他写了一本书，请Bézier作序，老先生欣然同意。后来，丁秋林告诉我，在Bézier的客厅里，挂着一样东西，不是照片，不是名人字画，也不是中国山水，而是南京航空学院“请中国科大常庚哲副教授讲Bézier曲线、曲面”的海报。老丁马上拍了下来，带回给我。字迹和日期拍得清清楚楚，我珍藏至今。老丁还拍了Bézier的单人相，老先生西装革履，个子很高，腰板笔挺，一派绅士风度。

提起我们的书名，邓建松教授有个很好的建议：与Bézier对话，非常真实，有很浪漫，概括了我鼓捣数学的大致经历。在这本书中，有一节叫“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”，表面上没有Bézier的名字，实际上是从Bézier网构思出来的。严格地说，在本书中Bézier的名字无所不在！

我的数学生涯离不开中国科大，离不开科大数学系，也离不开我们的CAGD小组。20世纪80年代，国家公派冯玉瑜（1979~1981年）和我（1980~1982年）到美国当访问学者。我们学成归国后，一起带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，建立CAGD小组，开创研究方向，使队伍发展壮大。随着我和冯玉瑜相继退休，近年来中国科大的CAGD研究小组队伍大大年轻化，形成了以陈发来、邓建松、刘利刚教授为主的年轻学术梯队。研究小组成员之间胸怀坦荡，亲密无间，相互协作，共同进步，在有理曲线和曲面的隐式化、有理曲面和曲线的μ基理论、T网格上的样条理论及等级和分析、分片代数曲面造型、隐式曲面重建、稀疏优化、几何处理及三维打印等方面的工作得到了国内外同行的关注与认可。我们的研究小组自建立以来，培养了一大批的硕士生、博士生。他们中有些进入了高等院校继续从事CAGD的研究，另一些则进入工业应用领域，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。衷心希望我们的CAGD研究小组继续人才辈出，兴旺发达！

常庚哲
2015年9月

回忆关肇直先生

【注】节选自《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数学五十年》，第117~119页。

1958年10月，我从南开大学毕业，被分配到北京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数学教研室。龚昇同志接待了我，安排我到原子核物理和原子核工程系担任助教。当年中国科大刚开始创办，开学已经快一个月了。数学课的主讲教师是关肇直教授。原子核物理和原子核工程系的新生近二百人，分成五个班。周云龙和李端瑜各带两个班；我刚刚来到中国科大，他们发扬风格，让我带一个班。

关先生是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的研究员，学部委员，也就是现在的中国科学院院士。关先生还担任研究所里的领导职务，在中国科大，除了繁重的教学工作，还兼任数学教研室主任。那时，数学系和数学教研室是平级的单位。关先生每周三天半在中国科大上班，从中关村到玉泉路有中国科大的班车，在中国科大食堂用早餐和午餐，中午搭班车回中关村。中国科学院的研究员来中国科大上课，没有任何酬金，他们都看成自己分内的事情，唯有在中国科大上课的当天，两餐由中国科大食堂供应。关先生的时间抓得很紧，除了上课，他总是在办公室工作。他向助教们了解学生的情况，谈一些关于教学的事情。我们尽量不打搅他，说完事也就走了。他有一个很大的公文包，里面装满了书籍，沉甸甸的。在他的中国科大办公室里，他一有空总是聚精会神地写讲义。

1958年招来的数学系首届新生，由华罗庚教授主讲数学课。在基础课阶段，由华先生总揽全局，“一统天下”，这就是著名的“华龙”的概念。1959年，另一条“龙”开始腾飞，即所谓的“关龙”；1960年，又有吴文俊教授的“吴龙”紧随其后。这三条“巨龙”，成为中国科大数学系的亮丽风景线。这三位大专家的出发点和目标只有一个，那就是“多出人才，快出人才”。他们的经历、专业和兴趣各不相同，形成了相得益彰、百花竞放的生动局面。

关先生告别1958级原子核物理和原子核工程系的学生，1959年秋天开始为数学系1959级学生上课，我也跟着关先生来到数学系。说实在的，我非常感激他的培养、关心和信任。在1959年，先后担任辅导教师的有范先信、黄开鉴和我。

数学系1959级的学生到学校里的时候，关先生写的新书《高等数学教程》第一册还没有正式出版，准备在高等教育出版社出书，关先生要我校对校样。他对我说：“由于我不拿稿酬，你的校对工作只能是义务性的，委屈你了。不过，我会在前言之中，对你的劳动表示感谢。”为了关先生出书，我经常跑高等教育出版社，该书的责任编辑杨锡文同我比较熟悉。有一天，她和我谈起：“关先生的《泛函分析讲义》也是我们社里出的，他不要稿酬，至今由我们社里暂存着。”对关先生淡泊名利高风亮节的钦佩，溢于言表。

关先生的《高等数学教程》，总共出了三册。第一册和第二册大致包括数学分析的内容，第三册是复变函数。华先生的《高等数学引论》也出了三册，以后再也没有问世。我想，这与我们国家当时的政治气候不无关系。

关先生请来数学研究所的丁下畦先生为1959级学生上习题课，为关先生的正课配套。后来，丁先生当选为中国科学院的院士。记得丁先生为学生上“数学归纳法”“倒推归纳法”，讲“不等式”的时候发了很厚的讲义，均取材于Hardy、Littlewood和Pólya合著的《不等式》的部分内容。

关先生讲课精益求精，解析透彻，富于启发，板书工整，说话流利，言简意赅。我当他的助教长达四年，他为学生讲课我每次必到，这是我的任务和工作。从他那里我学到很宝贵的知识，从数学思维到教学方法，使我终身受益。

依我的体会，“关龙”有以下的长处：

1. 理论严谨

关先生所著的《拓扑空间引论》（科学出版社，1958年）在那个时代是最新的论著；他所写的《泛函分析讲义》（高等教育出版社，1958年）在那个时候是一本最详细、最完备的标准著作。1959级学生刚上大学，就学习严格的实数理论，用商空间和根子空间证明Jordan标准型，学习Lebesgue积分的新处理，等等，既严格又新颖。我印象最深的，是波兰数学家Micusinski的《算子演算》有俄文与英文译本，关先生建议我读这本书。关先生说：“从抽象代数域的扩张，联系到算子演算，很出人意料，他的算子演算比Laplace变换更为适用。”这后来写到1959级的讲义中。他最擅长的“泛函分析”在他的《高等数学教程》和讲义中表现得得心应手。

2. 注重联系物理

关先生非常重视数学和物理的联系。他经常说，纯粹数学要搞，但搞的人不要太多。他经常强调，数学与物理的结合，能促进国防建设、国计民生、能源开发，国家必须富强起来，不然的话只能受气挨打。他再三提醒辅导教师，要多出一些应用题给学生，用数学来解释物理现象。

他特别重视微分方程和偏微分方程的教学，认为它们同物理的联系非常密切。他很关心“特殊函数”的教学，因为数学物理方程中用到不少特殊函数，相应的，他十分推崇Whitaker和Watson的《数学分析》一书，认为这本书可以说是“特殊函数大全”。

3. 创新精神

数学系这三条“龙”本身就是创新。没有登高望远的视野，没有总揽全局的气魄，没有对数学前沿的洞察力，任何“龙”都是不能腾飞的。

关先生思维敏捷，语言精炼，在课堂中从来不讲题外话；对待学生心平气和，循循善诱。但是，他绝对不是一个“好好先生”，说起话来很有原则。我第一次见到关先生，马上想到南开大学的数学家吴大任先生。他们两个神态举止有一些相似，说起话来轻声轻气。我后来问关先生，他笑着回答：“我与吴先生是广东同乡嘛！”

1959级数学系的学生，都是高考中的佼佼者，才智过人，关先生非常喜欢和欣赏他们。除了上课之外，他与学生接触不多。我们助教向他汇报学生的情况，比如习题多少，难易程度等等，他听得特别仔细。他告诉我们，学生有好的解法，要记下来，要教学相长。后来，在教室的墙壁上，有什么好的解法和想法，都可以张贴。课间休息时，关先生浏览学生的墙报，露出满意的微笑。

关先生生活艰苦朴素，我记得他用过的信封，从反面裱糊后再用一次。他的衣着大方简朴。令人惊讶的是，在课堂上，他有时候穿着西装、打着领带为学生们讲课。在今天的中国，自是司空见惯，而在20世纪60年代时绝无仅有的。

我和关先生相处四年，经常见面，保持着师生兼同事的友谊，可谓“君子之交淡如水”。回想起来，我们两人从来没有同桌吃过饭。每逢春节，我和几个学生到中关村他的家里拜年，吃两三粒糖也就告辞了。我参加了关先生和刘翠娥同志的婚礼，那是1958年冬天的事情，婚礼在数学研究所的大厅里举行，来宾很多，也不送礼，糖块招待。我记得很有意思的事情是，冯康先生的婚礼在同一个晚上举行，一个在二楼，一个在三楼。

1962年，第二条“关龙”出世了，这就是数学系1962级的学生。那时，1959级学生的基础课还没有结束。在关先生的安排下，林群先生（后来被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）为1962级学生开设“数学分析”，我开设“几何与代数”，历时两年。1964年10月开始，我参加了两年的“四清”工作队，直到1966年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，1970年中国科大下迁合肥，直到1976年粉碎“四人帮”，我过了12年与数学无关的日子，所谓的“关龙”也就渐渐淡出了我的个人历史。

自从1970年中国科大离开北京，我再也没有见过关先生。

1959级数学系的学生，一定非常感激关肇直老师。三年半的基础课，接着时一年半的专业课，都是他独立地支撑着数学的大厦。在这些学生中，有后来的中国科学院院士、众多的教授和研究员、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。他真可谓殚思竭虑，呕心沥血。从1958年到1964年，我度过了我的青年时代，我同关肇直教授的名字是联系在一起的。在我一生中，我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也是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。

关肇直教授在讲课（来源：网络）

大师风范

【注】节选自《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数学五十年》，第135~136页。

1958年春，党中央决定创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，随后，全国各大报纸上相继刊登了介绍这所大学各个系科的资料。兼任数学系主任的是大名赫赫的华罗庚教授。对于一个学习数学、即将走向工作岗位的青年学生，这一消息真是令人神往。当时，说实在的，一提起中国科大，我首先就联想起“华罗庚”这三个大字。

1958年10月，我从南开大学被分配到中国科大，我的神往竟成了现实，真是喜出望外。到了中国科大之后，在教室里和校园里，见到华先生的身影是经常的事。那时他还不到50岁，风采照人，一派大学者的风度。当时我做关肇直先生的助教，华先生上数学系学生的“高等数学”，只要课不冲突，我就去旁听华先生的课。华先生上课十分生动，不拘形式。他一边思考，一边推导，有时写了一大黑板，居然会推倒重来，再换一种他认为更好的证法。唯其如此，我更受启发。只有大师级的人物，才能有胆识、有能力这样做。

我这里只讲一个关于“综合讨论班”的故事，因为我印象特别深刻。1964年，在华先生的倡导和主持下，成立了“综合讨论班”，每周举行一次，事先发出通知寄给有关单位。“综合”二字体现了不限学科，只要是有兴趣、有意义的数学问题都可以拿来讨论。我记得，参加讨论班的，除了中国科大的师生之外，还有从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、北京大学等高校来的专家，济济一堂。安徽大学的青年教师李世雄，还远道从合肥前往参加。只有华先生这样的数学大师，才能有这么大的凝聚力和号召力。

在我的一本经历过37您风霜、已经褪了色的笔记本里，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：

在1964年7月23日的“综合讨论班”上，讨论“拉夫伦捷夫方程”，用到以下结果：

事隔一周，在7月30日的讨论班上，北京大学闵嗣鹤先生给出了一个证明。受他的启发，我突然想起另一个证明，举手之后便走上黑板，结果在推演中算不下去。我满脸通红，十分尴尬，第一是当众出丑，第二是生怕华先生训斥。但我的第二种担心是多余的，华先生没有骂我，我走下黑板，他继续平静的点评这个题目。

我很是难受，中午饭都不想吃。受教务处处长王榆的派遣，我当天夜里要到安徽招生。中午，我极力来修补我的证明，最后终于成功了。我写了一封信给华先生，装上了我的证明，从华先生办公室的门缝里塞了进去。晚上，我就愉快地登上了南下的火车。

等我从外地回来，我看到了华先生的回信。这是他当天（7月30日）回复我的，又提出了一个比我的办法更简洁的证明，只有四行。在信的最后，他写道：“……可见开始的想法是迂回曲折的，事后类多‘先见之明’，能不怕曲折搞出东西来，再求直通，研究之道在焉。”

华老对我的细心呵护、谆谆教导使我终生难忘。我谨以此回忆来纪念一代宗师、数学泰斗、我们崇敬和景仰的老师华罗庚教授。

华罗庚亲自上本科生课，与学生一起讨论问题。照片由李尚志教授提供，当年李教授“就是看见科大招生广告上这张照片才报考科大。”

奇才怪杰良师益友
——忆曾肯成先生

【注】节选自《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数学五十年》，149~151页。

从1954年到1958年，我在南开大学数学系读书。1957年春天，我选了“半单纯李氏代数的结构”的课程，教师是大名鼎鼎的几何学专家严志达教授。采用的教材是苏联数学家邓肯的著作，在当时属于尖端性的工作。对于一个三年级的学生，我实在无法理解，如坠云里雾里。邓肯的书有中译本（科学出版社），译者是曾肯成，其他的内容细节统统忘记了。

1957年夏天，“反‘右派’斗争”席卷全国，高等学校首当其冲，严志达教授庆幸躲过一劫。只是记得严志达说：“曾肯成在清华当学生的事后，一到暑假，他想念的数学书实在太多，不知道念哪一本书好，于是决定抓阄见分晓。”即使都是事实，充其量是严志达得意地吹捧有才气的“右派”学生曾肯成，算不上多大的事。这个人一定聪明绝顶，才气过人，这是我第二次知道曾肯成的名字。

1958年10月14日，周永佩和我从南开大学被分配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，我们坐火车从天津来到首都北京。这是一个秋高气爽、风和日丽的日子，能分配到中国科大，那是最幸运的事情。

我很快地投入到了教学工作中，被分配到了原子核物理和原子核工程系四班当助教，主讲老师是关肇直教授。

1958年底地一天，数学教研室艾提副主任叫我到他地办公室去一趟。艾主任对我说：“教研室新来了一个人，他叫曾肯成，划成了‘右派’。这个人数学很好，但是，暂时部让他接触学生，让他听听关先生地课再说。”当我第三次听到曾肯成地名字时，我们两个人初次见面一切事那样突然。曾肯成事湖南湘乡人，我是湖南长沙人，但我们两个人交谈时，他从不讲湖南话。他1927年出生，比我大九岁。他貌不惊人，个子矮小，爱抽香烟，是一个chain-smoker。听关先生地课时，他坐在最后一排，捧着一本俄文版地《量子场论》，一边听一边看着关先生地黑板。曾肯成终究不是“久困之人”。1959年，非数学系地数学教材亟待完善和规划，曾肯成确是最恰当地人选。数学教研室地领导对曾肯成也礼遇有加，从不另眼相看。我与曾肯成经常接触主要是因为中学生数学竞赛地事情。1962年，全国政治形势开始回暖，北京市也恢复了中学生数学竞赛，华罗庚教授又出任竞赛委员会主任。讨论数学竞赛试题，由华先生主持，闵嗣鹤、王寿仁、越民义、万哲先、王元、龚昇和曾肯成诸先生，都是热心地参加者。更年轻地教师还有姜伯驹、史济怀和我。曾肯成出的题目标新立异，不落俗套，以有限的中学知识内容，能导演有声有色的话剧。那几年北京市数学竞赛试题都被《美国数学月刊》译成英文，足见其水平之优异。讨论会结束之后，中午在西单西南角的同和居饭庄吃饭，也算是对参加命题者的一种酬劳。

在数学竞赛举行前一个月，每个星期天上午，北京市数学会都租一个场地，向参赛学生、中学数学教师做报告。每个星期都有一名报告人、一个专题，领衔的报告人时华罗庚、吴文俊两位数学大师，还有其他的数学家。对于中学生来说，参加数学竞赛和聆听精彩讲座同样重要。数学大师们同中学生近距离直接对话，他们敏锐的目光、穿透性的洞察力，甚至大师们的风采，都使年轻学子终生难忘。

曾肯成为北京市的中学生做过多次演讲，其中一个讲稿《复数与几何》我印象最为深刻。

1962年，北京市数学会筹划编辑“数学小丛书”，曾先生建议由我和伍润生以油印讲义《复数与几何》为基础，加以修改和扩充，出一本小册子。我们欣喜之余，觉得怀疑的是：凭曾先生的知名度、知识和驾驭语言的能力，况且已经有了讲义，写这样一本小书，对他来讲轻而易举。我们猜测曾先生的意思是：写这种小书犹如“小菜一碟”。他向来不看重经济利益，不屑于为之，还不如让位于更年轻的人为好。

我和伍润生对曾肯成先生的一番美意将永志不忘。我们的小册子《复数与几何》于1964年在北京出版（人民教育出版社），该小册子曾多次重印，2004年由科学出版社再次重印。

用复数做几何，在欧美数学书中早已有之。但是，用复数做几何我头一次读到的是曾先生的讲义。复数可以看成平面向量，复数可以描述距离、角度和面积，复数可以非常方便地刻画旋转，因此，很多几何问题可以非常方便地用复数来证明。（但是，也有一些几何问题不能用复数证明，或者证明比较笨拙。）

从1964年开始，每每遇到一个几何问题，我都会问问自己：有没有复数解法？经过年复一年的积累，我终于写成《复数计算与几何证明》（上海教育出版社，1980年）。在概述的“前言”中，我一开始便提及“曾肯成教授的指导”。

1996年，我的《神奇的复数》在中国太晚地区九章出版社出版。每当玩复数做几何有所心得的时候，就想起曾先生对我的启蒙性的帮助。

曾肯成教授是一位杰出的数学家，数学功力深厚，无论是“应用数学”还是“抽象数学”，十八般武艺样样皆能。我曾经问曾先生：“你最拿手的研究是什么？”他不假思索地说：“有限群。”留学苏联时他专攻计算数学，晚年从事代数编码与保密通信研究，为国家做出了重大地贡献。中国科大建校初期，曾先生为非数学系数学教材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地贡献。他热情地帮助青年教师成长，不计报酬，诲人不倦。他是一位优秀教师，讲课引人入胜，语言生动丰富。我清楚地记得，他在和我交流数学心得时讲过：“Taylor公式是一元微分学的顶峰。”玩味至今，他的见地越想越正确！曾先生地文学涵养极高，古典诗词闭目成韵，精通多门外语，聪明过人。

2004年5月，曾肯成教授不幸在北京逝世。史济怀教授和我专程到北京，以老同事和老朋友地身份，在八宝山与曾先生做最后的告别。告别仪式庄严肃穆，极尽哀荣，众多的学生、同事向曾先生致敬。

人们看到他的性格，既有谦卑温顺，又有桀骜不驯；他的经历，即朴实无华，又带有传奇色彩；他的气质，既有横溢的才华，又是一个地道的凡人，这些构成了真正的曾肯成。

曾肯成与他培养的首批博士李尚志在首批博士答辩会上

作者简介

常庚哲教授（2018年11月18日，北京机场）

常庚哲（1936年8月-2018年11月18日）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数学系教授，博士生导师，安徽省数学会理事长，中国数学会奥林匹克委员会委员国家级教练员。1979年把 Neuberg-Pedoe 不等式首先介绍到中国。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困学守望育人终身成就奖。担任国际学术刊物 “Computer Aided Geometric Design”创刊编委达16年。

常庚哲是中国科技大学计算几何研究小组的主要创立者之一，也是国内计算几何学科开创者之一。

2018年11月18日，常庚哲因病医治无效，在北京逝世，享年82岁。

编辑：牟志坚796 周连祥9701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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